你正在读的论文可能是假的：超过一半的研究者曾“有选择性地”汇报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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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学长

图片来源：Phys.org

论文数据的低可重复性正在污染着健康的学术环境，人们不停地猜测，究竟为什么学术圈会充斥着虚假和欺骗。本月 6 日，发表在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上的一篇文章首次提供了强有力的调查数据，支持来自导师和论文发表的压力确为科研人员选择性汇报数据的最主要原因。论文发表流程所花费的成本之高时间之长，也从一定程度上，让诚实的科研人员开始涉足弄虚作假的险滩。

学术不端新闻之震撼程度从未让人失望过。今年 1 月 22 日，日本诺奖得主山中伸弥公开致歉，对其下属——京都大学 CiRA 的研究人员山水康平论文造假行为向公众反省。去年，英国一流大学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顶尖遗传学家大卫·拉奇曼（David·Latchman）的 7 篇文章被撤稿并遭受捏造数据的指控，但在面对媒体采访时，拉奇曼教授竟然认为在他的处境下，“任何人都会做同样的事”。

学术不端无疑是职业道德问题，但著名医学期刊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近期发表的论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39.2% 的被调查研究人员表示曾经受到过导师要求提供“阳性数据”的压力；而 62.8% 的人表示，这种压力曾经让他们‘有选择性地’向导师汇报实验结果。科研领域的巨大压力不是新闻，但压力可能正不停地催生着学术不端的种子。想起拉奇曼在媒体前说的话，这一数据令人不寒而栗。

数据可重复性危机的真相：压力

2016 年 5 月，Nature 对 1500 位读者和科学家进行了问卷调查，90% 的被调查者认为可重复性危机普遍存在，超过 50% 的人甚至无法重复出自己的实验数据。在这个现象的背后，被调查者认为引起可重复性危机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发表论文的压力和由此催生的选择性报道数据。

“导致数据无法重复的因素有哪些？”：选择性报道和发表压力位居榜首。

来源：https://www.nature.com/polopoly_fs/7.36719.1464174488!/image/reproducibility-graphic-online4.jpg_gen/derivatives/landscape_630/reproducibility-graphic-online4.jpg

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Cell Biology, ASCB） 在对 900 位成员进行的问卷调查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当问及“影响可重复性的最重要因素时”，有 39.27% 的人强烈赞同“发表高层次文章的压力影响了文章的可重复性”。

39.27% 的人“强烈赞同”发文压力导致了数据不可重复

来源：go.nature.com/kbzs2b

针对科研第一线的调查

Nature 和 ASCB 的调查结果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压力——这本是需要每一位科研人员挣扎着学会自我调和的外界因素，但现在我们似乎多了一个指责它的理由。然而最直接的证据还是应该来自第一线的科研人员——博士后、博士以及研究生，他们亲手收集数据并向老板汇报，并且依然顶着毕业或者升职的压力度过每一天。

6 月 6 日在 Cancer Clinic Research 发表的文章《A survey on data reproducibility and the effect of publication process on the ethical reportingof laboratory research》对一线科研人员进行了调查。他们设置了两条标准，在 576 名候选被调查人中选出了 467 位符合要求的调查对象：

（1）   被调查者为研究生、博士、博士后三者之一；

（2）   仍然进行实验搜集第一手数据资料。

从他们的回答中，我们或许能够一窥这些身处“学术金字塔”底部的人们看待数据和论文发表的方式。

导师去哪儿了？

过去的调查和文章认为增进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可以改善数据难以重复的现状。新调查发现，虽然大部分人表示能与导师保持适当频率的交流，但是仍有 28% 的人表示每个月与导师的见面机会少于 1 次，24% 的人说只有在得到了“足够的数据”之后才会与导师讨论实验进展。

缺乏指导的一线实验人员很可能无法很好地解决在实验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数据结构不合理，或者实验设计的缺陷不能被及时发现并解决往往使得整个项目积重难返，压力也由此生长。

调查中，PI（实验室主任或项目组长）被认为是必须要提供阳性数据的“压力来源”。

来自 Cancer Clinic Research 的调查数据

不仅如此，更有 47.2% 的被调查者称自己受到过要求提供“阳性结果”的压力。在这部分调查者中，有高达 83.1% 的人称他们的压力来自他们的导师和/或他们的同事或合作者。在评论区有人留言，有时这种压力事实上是一种威胁，例如失去他们的职位或者签证。面临这种畸形的压力，研究人员似乎只能在离开或者放弃学术道德之间作抉择。

一位被调查者的评论：上级通过威胁失去职位和签证向手下的研究人员施压。

来源：http://clincancerres.aacrjournals.org/content/clincanres/suppl/2018/04/11/1078-0432.CCR-18-0227.DC1/195818_2_supp_4658218_p6d40n.pdf

缺乏良好的科研指导直接导致了许多研究在实验设计上可能存在更多的漏洞，实验室规范也会因为缺少沟通而疏于管理。60% 的研究人员表示实验室从未实行过无偏见测试，38% 的实验室不进行细胞系验证，29% 的被试称实验室没人常规检测细胞的支原体污染。每个学者都知道，只有进行规范的实验才能尽最大可能地消除实验者偏差、系统误差，避免“用的小鼠根本不是想象中的基因型”的尴尬情况发生。导师的缺席纵容了这个情况。虽然在实验室规范的实施链上还有许多亟待加强的环节，但是导师作为早期科研生涯中最为重要的角色，应该承担更多地责任。

“不发CNS就没有未来”

目前，科研人员的职业生涯几乎可以和他们的文章发表情况划等号。56.8% 的被调查者认为在寻求教职的时候，一篇一作的 Cell 、Nature 或者 Science 几乎是必要的。一位被调查者评论说，如果没有高影响因子杂志的一作发表就“没有前途”。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发表文章之重要已经开始扭曲人们应对压力的方式。与迎难而上相反的是，62.8% 认为发表文章的压力改变了他们的报道数据的方式，而随后关于操纵数据的调查反映，这种“方式的改变”可能已经涉及到了科研道德的放弃。99.6% 的被调查者说自己从未涉及数据操纵或者造假，但令人担心的是 24.2% 的被调查者承认曾经删除过不支持假设的数据，并且 27.1% 的被调查者透露亲眼见过他人捏造篡改数据以早日结题。

图片来源：Mail & Guardian

虽然 99.6% 的参与者声称自己没有参与造假，但是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其实是大打折扣的——即使是匿名的调查，也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学术不端的行为。然而与之大相径庭的是，今年年初在 Biological Review 上线的一篇调查报告却显示，在医学从业者教育学研究领域，有 90% 的被调查者承认自己曾采用过“有问题的研究方法”。这项调查列举的 43 种“有问题的研究方法”包括了“论文挂名”（60%）、“引用并未读过的文章”（49.5%）、“选择性引用文章来取悦审阅人”（49.4%）等。还有少数的被调查者承认曾经修改、删除甚至捏造实验数据（<5.3%），故意错解受访者的回答（6.7%）甚至剽窃（5.5%）。总计有 90.3% 的受访者承认存在学术不正确的行为。虽然这项调查局限于一个非常小众的研究领域，但是被调查者却表现出了令人赞叹的诚实。看到这个数据的我们应该反思，这个体系迟早会为这些行为得到沉重的教训——当错误评价体制的代价变成了科研风气的恶化，这个代价我们可能负担不起。

除了科研本身，发表文章流程之庞大繁杂、其成本之高昂也为研究人员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心理压力。大多数被调查者估计高影响因子杂志（影响因子超过 20）的审阅过程长达一年甚至更久，90% 估计论文重审的所有成本加起来或超过 $100,000。而大部分人却认为如此昂贵的重审过程只能将论文主要观点的可信度提高 0-25% 。

相当一部分被调查者认为，论文在发表前经历的审稿并不能显著提升研究本身的说服力。

来自 Cancer Clinic Research 的调查数据

问及“是否经历过无法向审稿人提供‘阳性数据’”时，356 个回复中，154 人回答没有经历过，122 人回答回复审稿人阴性数据。然而，占总回复数 22.5% 的 80 人回复，他们会一直重复实验直到得到阳性数据，或者找借口解释为什么无法进行这些实验。有一些回答甚至暗示了教授和杂志社会要求作者除去不支持结论的数据，以将字数限制在手稿字数范围内。

巨大的担忧

这篇论文的作者首次向学术圈展示了科研第一线的心声，给发文以及发文流程的压力滋生选择性报道、以及可重复性危机的指控提供了实锤。导师的指导不足、实验设计不完美、操作不规范以及审稿流程繁杂成本高昂等问题也都一一暴露出来。但是这项研究暴露的最令人不安的现象是在学术不端和数据难以重复的背后，还有导师和同事带来的压力，甚至是失去职位和签证的威胁。畸形的压力根本不可能被内化成积极的工作动力，轻者选择导师想看的数据呈现，重则伪造篡改。

“This creates anenvironment where moral principles and scientific rigor are often sacrificed in the pursuit of a‘perfect’ story based on spectacular theories. Unfortunately, until the system changes, andno longer equates success with publication in high impact journals, matters will only deterioratefurther. I have honestly lost faith in academic science, and believe it is a waste of tax payer andphilanthropic money in its current state.”

学术圈的压力不仅仅影响着研究人员的精神健康，还污染着学术端正的氛围。如一位调查者在问卷最后评论，如果相关的机构不警醒并整改，发表文章仍然等同于成功，那么科研最终会让人丧失信心，这就是在浪费研究者的生命、纳税人和慈善家的金钱。

参考文献与资料：

Delphine, R. Boulbes, Tracy Costello, Keith Baggerly et al. A A Survey on Data Reproducibility and the Effect of Publication Process on the Ethical Reporting of Laboratory Research, Clin Cancer Res, June 6 2018, DOI: 10.1158/1078-0432.CCR-18-0227

Anthony R. Artino Jr, Erik W. Driessen, and Lauren A. Maggio. Ethical Shades of Gray: Questionable Research Practices in HealthProfessions Education. BioRxiv. Jan. 31, 2018, doi: 10.1101/256982.

go.nature.com/kbzs2b

https://www.nature.com/news/1-500-scientists-lift-the-lid-on-reproducibility-1.19970

https://retractionwatch.com/2018/03/02/ethical-shades-of-gray-90-of-researchers-in-new-health-field-admit-to-questionable-practices/

注：本文经“科研圈”（ID：keyanquan）授权发布。作者谢昳，版权归来源所有，本文已获授权，如需转载，请与来源联系，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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